专家:个税起征点地区差别化不可行 调节分配功能会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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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8-05

会议要求,相关部门要统一思想,切实增强对民主评议重要性的认识;把握关键,切实提高民主评议工作的实效;加强领导,切实保证民主评议工作有序进行。会上,县司法系统和县水务系统相关负责人作表态发言。

  各单位要对照方案、明确分工、责任到人,不折不扣抓好落实。  朱青林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是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2018年3月11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了我国第五次宪法修正案,这次宪法修改吸纳了我国新时期社会主义改革的诸多理论与实践成果,修改的条文与内容举世瞩目,既顺应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要求,又遵循了宪法法律发展规律。作为一名党员领导干部,要带头维护宪法权威,不断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水平,坚定不移做宪法的忠实捍卫者与践行者。

    对于涉及国家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术的项目,企业应按照《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术管理办法》(商务部科技部令2009年第2号)的规定办理。  对于涉及国家秘密技术的出口项目,企业应按照科技部、国家保密局、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国家秘密技术出口审查规定》(国科发计字〔1998〕425号)的规定办理。  对于涉及两用物项和技术的出口项目,企业应按照相关出口管制法规和《两用物项和技术进出口许可证管理办法》(商务部海关总署令2005年第29号)的规定,办理两用物项和技术出口许可。  第四条企业在获得行业协调意见后,即可向银行和保险机构申请出口信贷和出口信用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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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确认识和把握世界大势和时代潮流,进一步弘扬“上海精神”,我们就能够破解时代难题、化解风险挑战,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让安全与繁荣的阳光照亮人类的共同家园。  来源:人民日报评论公众号编辑:张琳  新华社青岛6月10日电题:构建命运共同体,上合扬帆再起航——论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八次会议重要讲话  新华社评论员  立黄海之滨,观时代大潮浩浩荡荡;聚八方合力,谋合作共赢大道同行。  10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在青岛举行,新时代中国主场外交再次迎来高光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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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学生的勤奋和执着在德国教育界有口皆碑。近日,多名在德国留学的中国学生告诉本报记者,仔细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两院院士大会上的讲话之后,他们深受鼓舞,更加坚定了努力学习的决心,希望将来能够成为优秀科技工作者。柏林工业大学新能源系统专业的在读研究生洪瑞同学表示,今年是他在柏林工大的第三个年头,三年的时光让他从一个懵懂的青年蜕变成努力钻研学术的学者。习近平总书记在两院院士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中国要强盛、要复兴,就一定要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努力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洪瑞同学说,习总书记的讲话激动人心。

  随后,崔先生讲到了季羡林先生回到祖国后的经历。包括他一手创建的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文革期间的惨痛经历和埋头耕耘的翻译成果,以及晚年的学术研究等等。接着,崔先生又为大家推荐了和分析了季羡林沉思录系列丛书的其他作品,包括《季羡林修身沉思录》《季羡林大学沉思录》《季羡林暮年沉思录》《季羡林东西方文化沉思录》等等,并对其中有代表性的篇什进行了重点介绍。

  ”  【催促减库存】  共同社报道,美国方面先前要求日本减少钚库存量。按法新社说法,日本政府本月首次释放出有意减少钚库存的信号,但是没有公布详细的路线图。  不少专家提醒,日本钚库存量偏高,一旦遭遇地震、海啸等自然灾害,可能造成巨大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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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后张教授补充道,“我所研究的模式识别主要应用于医学领域,利用脑影像智能数据分析技术检测脑疾病,主要是老年痴呆症、精神分裂症等的早期诊断,目前已与我市南京脑科医院、南京军区总医院和青岛市市立医院等进行了合作。”  “许多用人企业都评价南航的学生功底扎实,学风好,骨子里有一股韧性。”张教授本科学习期间,南航的江宁校区还未建成,很多设施条件也远不如现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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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菲利普李稱辭職是一個“艱難決定”。  英國前保守黨商業和國防部長安娜索布里(AnnaSoubry)對菲利普李的辭職表示支持,保守黨議員薩拉沃拉斯頓(SarahWollaston)表示,這是一個勇敢的決定。(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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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税起征点地区差别化不可行  梁发芾  在央视财经频道一个讨论个税的节目中,央视财经评论员章弘提出,个税起征点应该有地区差别,“比如说住在上海和兰州的人,相对来讲收入完全不一样,所以我觉得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应该考虑到每一个人收入的水平不一样,而不应该是全国统一的。 ”  章弘的这个观点,其实并不新鲜,多年来,一些发达地区的人,在人大会议或媒体建议个税起征点实行地区差别化,收入高的地区如北京、上海、广州等,应该将起征点设定得高一些,而收入低的落后地区如兰州等,起征点就应该设计得低一些。   在央视的这期节目中,财经专家不同意章弘的观点,说:“各个城市的物价、平均收入水平不一样,如果按照行政区划来做区别对待,它会产生一个问题,比如北上广深这样的城市抬高了,大家都会涌入这些城市。

但如果对应人力资本、劳动力的流动,按区域划分来区别对待调节,这等于给劳动力这个生产要素流动设置了特定的壁垒,这种壁垒不利于市场经济实际的绩效水平的提高,而且它会带来副作用,就是妨碍了人才流动。 ”但章弘并不认同贾康的说法,反驳说:“税收起征点不会是人才流动的壁垒,一个人去不去上海,肯定不光考虑税收的起征点。

”  贾康的说法是对的,章弘的说法,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行不通。

但贾康只是从功利主义的角度,谈到如果差别化实行起征点会给人才流动造成障碍。 这其实是个税不能实行差别化起征点的一个原因,还有其他更重要的原因,需要提出来讨论。   如果个人所得税完全是一种地方税,由当地居民缴纳,用于当地公共事务,那么,实行地区不同的起征点,让上海起征点高于兰州起征点,法理上这是完全可以的。 但实践中,这种各地不同的起征点会引发各地税收竞争,为了吸引人才和投资,经济不发达地区反而可能提高起征点而不是相反。   目前情况下,我国的个税是中央和地方共享税,中央与地方之间分配比例为60%:40%,中央拿走了大头。

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缴纳的个税,其中60%是进入中央财政,统筹用于全国各地的公共事务。

中央向全国人民征收个税,那么,公平对待所有纳税人,是至关重要的一个原则。

公平对待的最起码的原则是,同等情况同等对待。

而起征点全国统一,达到这个起点就要纳税,就是同等情况同等对待的最直观的体现。

高收入地区起征点高,而低收入地区起征点低,这种区别性歧视性的对待,完全不符合同等情况同等对待的原则。   另外,征收个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就是调节收入分配。

这种调节中,当然包括高收入地区和低收入地区的收入分配。

如果高收入地区高起征点,低收入地区低起征点,那么,调节分配的功能就会失效,甚至产生逆向调节的效果。   一些论者认为,发达地区由于经济发达,但生活成本高一些,所以,应该将起征点设置得更高。 发达地区生活成本更高,确实是事实。

但不可忽视的是,发达地区居民从政府得到的公共服务也会更为便利、更为周到、更为全面。

这些地方有更好的学校,有更好的公共医疗服务机构,有更好的公共文化娱乐和公共体育设施,社会保障和社会救助也更完善。

所以,生活在发达地区的居民,尽管生活成本高一些,但是生活质量更高,享受到的公共服务也更好。

相反,生活在不发达地区的居民,尽管表面看起来生活成本低,但他们过的是低质量的生活,享受的公共服务有限。 税收是享受公共服务的对价,享受了更多更好公共服务的人们,没有理由比没有享受这种服务的人,享受更多的税收宽免。   经济发达地区如北京、上海等地,尽管生活成本高,但人们仍然纷纷涌入,人满为患。

即使目前一刀切的个税政策面前,人们仍然宁可留在北上广而不愿意回到兰州这样的落后地区。 可以设想,如果北上广等一线城市的起征点比兰州这样的西部三线城市高出许多,那么,像兰州这样的地方,就更不可能争取到人才了。

章弘所谓“一个人去不去上海,肯定不光考虑税收的起征点”是站不住脚的,由于我国个税实行超额累进税,起征点的不同,对高收入者的税负是有相当影响的,并非无足轻重。

如果个税起征点地区差异化,人才和投资都必然涌向条件更好,税率更优的发达地区。 另外,一旦发达地区享有更高的起征点政策,一定会引发避税浪潮,比如本来在不发达地区的企业,转而在发达地区注册企业或分部,将职工工资转移到发达地区发放,享受高起征点带来的税收优惠。

所以,起征点地区差异化,等于是国家通过税收手段,驱赶人才和投资向发达地区流动和聚集,是国家通过税收政策对欠发达地区进行惩罚和打击。 这样的结果,大概也不是国家所乐见的。 事实上,目前这种一刀切的个税起征点政策,客观上具有抑制人口过度聚集发达地区大城市的效果,其正面意义不可忽视。   话说回来,发达地区生活成本较高尤其房价较高确实也是一个实际存在的问题。

对于这些问题,按照此次个税修法的设想,可以通过专项费用扣除来求得解决。

租房费用、房贷利息支出等扣除项目,显然不可能实行全国一刀切,各地会通过不同的房租和房价状况制定差异化的政策,一定程度上化解发达地区由于高生活成本带来的个税问题。 (责任编辑:宋政HN002)。